熊彼特曾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世界经济史表明，历史上所有的大国都是通过保护民族工业和保护国内市场而崛起的。保护国内市场是为了给核心技术创新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市场，否则，私人企业就没有动力去创新，因为核心技术在最初被创造出来的时候都是质次价高的。这就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试错、改进质量和降低成本的过程。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就很少会有人购买，甚至完全没有人购买。只有通过保护本国市场，才能刺激人们购买本国核心技术的新产品，企业才有动力去创新。
我国政府在芯片和操作系统上不能说不重视，可以说是下过很大力气的，如908工程、909工程，但效果都不佳；我国有不少民营企业在芯片和操作系统上也曾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但大多数都折戟沉沙，以失败而告终，如方舟CPU、国产操作系统中科红旗的倒闭。原因何在？没有市场是主要原因，因为国内厂商和消费者都去买美国产品了。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企图通过自由贸易实现经济崛起是与这种历史规律背道而驰的，这有可能成功吗?历史上尚无先例，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笔者在2010年就发表长篇论文，阐述了笔者有关中国保护民族经济的经济理论，提出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并明确指出这是应对美国等国家对中国实行保护主义的唯一正确途径。
2014年，笔者在博客中呼吁“国家保护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对于我国目前如何应对中美经济战，笔者提出的仍是这种针锋相对的战略，笔者曾发表博文《只有保护民族经济才是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正确选择》。
一、不对称全球化战略是落后国家崛起的必由之路
许多人甚至包括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英国是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理论指导下崛起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这种看法完全是颠倒黑白的。
稍有经济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英国至少从1721年开始，不但对工业而且对农业都实施全面的高关税保护，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却迫使其印度殖民地实施自由贸易；只是在其工业革命于1830年完成后，英国才在1846年通过废除《谷物法》开始了自由贸易的进程。英国推销自由贸易完全是为了其民族国家利益，目标不可谓不宏大：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变成作为其“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的殖民地。
但是，美国和德国却看破了英国的伎俩，在对英国工业品实行关税保护的同时，它们也照葫芦画瓢，同样要求比其落后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这两个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
而英国却因对其自身所宣传的自由贸易信条的迷信，全面实施自由贸易，1900年在工业实力上被美国和德国全面超越。这时，那些被迫接受自由贸易制度或者被英国宣传所欺骗的国家都沦为了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日本虽然和中国一样关税不自主，但在美国和德国战略的启迪下，一方面对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进行了强有力的抵抗，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把东亚特别是中国变成其殖民地，从而成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
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不对称全球化战略是落后国家崛起为发达国家的一条基本历史规律。
二、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不同手段
目前流行的思潮把贸易保护或保护主义看作民族主义而加以诋毁，却把自由贸易看作反对民族主义的灵丹妙药，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是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欺骗性宣传的结果。
16世纪西欧民族国家的竞争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推动力，正如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指出的，经济民族主义而非韦伯的新教伦理才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真正动因，只不过在那时，经济民族主义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而已。
英国在与其他国家的长期竞争中，摸索出了“进口原材料、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国家致富原则，但由于印度棉纺织品在18世纪是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国际贸易大宗商品，英国竞争不过印度，才不得不实行保护主义以培育和提升其纺织业的竞争力，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在这种贸易保护之下爆发的。
英国在取得工业领先地位后，才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打扮成具有普世价值的经济理论。但正如19世纪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指出的，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代表的只不过是英国的利益而已，有学者甚至指责英国推行的是“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所以，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实质上也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站在领先国家立场上的经济民族主义。
目前的发达国家吸取了英国因为实行没有限制的自由贸易而导致国家衰落的教训，在政策制定上采用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
例如，美国虽然在1894年就崛起了，但其工业保护关税在1820年至二战爆发时一直高达40%~50%，如果从这种意义上说，目前的美国不是保护主义国家；但是，从选择性地实施保护主义意义上看，目前的美国在贸易、外国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无疑是一个保护主义程度相当高的国家。
由此看来，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只不过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不同手段而已，在何时何地选择哪种手段，国家利益是决策的基本原则。对发达国家来说，当某种产业的国家竞争力受到其他国家威胁时，它们就会不遗余力地采取保护手段；但当其他国家无法与其竞争时，为了打开别国市场并获取垄断地位，祭起自由贸易的大旗就成为其必然选择。
三、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内涵已发生巨大变化
“贸易保护”这个术语完全是19世纪“关税保护”的产物。那时，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基本上是商品贸易关系，英国为了摧毁美国的工业力量，主张自由贸易；美国却因经济发展阶段落后于英国，所以实施贸易（关税）保护。
这种因时因地而制宜的政策从“各为其主”的角度看无疑都是正确的。但与关税保护作为推动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国家崛起的核心手段不同，自20世纪初至今，对于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投资保护的重要性超过了关税保护；而自国际货币制度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崩溃以来，金融保护则成为最重要的了。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日益重要，外国直接投资（FDI）开始成为帝国主义对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
在外国直接投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会轻而易举地摧垮发展中国家的高端产业，这是因为：即使是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企业也不得不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国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与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的产品进行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产品的竞争力；但在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可以直接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展开短兵相接的直接竞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仅有的一点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其绝大部分高端产业还没有走出国门就在本土被发达国家直接“剿灭”了，只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被固化在价值链低端“担水劈柴”的地位上。
当代世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金融保护还是金融自由化（包括资本项目开放）成为国家利益斗争的制高点，这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密切相关。
以美元为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变成了没有黄金和任何实物支撑的不兑现货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增印美元的“量化宽松”做法在本国没有催生通货膨胀，却把通货膨胀输出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更严重的是，从理论上说，通过热钱流入和直接投资的途径，美国只要印刷美元纸片，在一国换成该国货币，就可以不劳而获地购买该国的资源、商品和企业。与过去通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掠夺落后国家财富相比，这种办法何止“事半功倍”！
这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极力诱骗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原因，而那些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发展中国家则无疑把大量财富输送给了发达国家。
四、中国需要经济民族主义的启蒙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明白，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不同手段，它们与自由民主无关，把自由贸易与自由民主联系在一起是完全错误的。
正如凯恩斯在1933年指出的，“思想、知识、科学、好客和旅行，这些事情就其本性而言应该是国际的。但是，商品应该尽可能在国内生产，最重要的是，金融应该是国家的。……更大程度的国家自给自足和国家间的经济分隔要比其他方式能够更好地促进和平事业”。
就其本质而言，保护主义主要是防御性的，自由贸易则更多的是进攻性的，它往往与强迫和暴力联系在一起。在近代史上，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实行自由贸易，何谈自由民主？又哪有一点“普世价值”的影子？
贸易保护与闭关锁国也毫无关系。一直以来，流行的思维之所以拥护自由贸易而对保护主义深恶痛绝，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加深思地把保护民族产业或保护国内市场等同于清朝的闭关锁国。
这种观点同样是站不住脚的，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是通过贸易保护而崛起的，难道它们也是闭关锁国吗？这些国家的高关税保护之所以不会导致落后，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现代工业和科技力量推动的巨大作用；其二，采取不对称全球化战略，其不仅没有禁绝国际贸易，反而对别国是进攻性的。
不对称全球化战略，这是笔者从历史中总结出来并推荐给我国的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
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只与关乎国家利益的国际分工战略和政策有关，与种族、文化和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情感宣泄无关。
例如，它与2012年抵制日货、烧砸日系汽车以及人身伤害等所谓的民族主义思潮无关，因为在近代史上也多次发生这种事情，但都改变不了日本通过自由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控制。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只能是用通过保护主义发展起来的高端产品去占领日本市场，而不是被日本所控制。
从文化角度强调民族主义也不会使中国崛起，尤其是近代史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反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
经济史告诉我们，前两次工业革命都是在相对落后国家通过保护主义爆发的。而现在对于工业已经领先的美国来说，保护主义仍是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础。这难道不令奉自由贸易为真理的中国知识界反思吗？在笔者看来，中国知识界对保护主义深恶痛绝，只不过是被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洗脑的结果罢了。
对于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中国来说，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和金融自由化显然是弊大于利。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界来说，经济民族主义的启蒙已刻不容缓。